家庭并不是抑郁孩子问题的唯一来源，但它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空间 图｜视觉中国

　　2021年5月，《儿童心理学与精神病学》杂志发布了第一个有关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患病率的流调报告。调研结果显示，在6-16岁在校学生中，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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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项报告没有覆盖到的，是那些因抑郁而中断学业的孩子们。他们大多被困在家中，藏在表格之外。

　　由于个体的差异性，我们无法去精确地计算，制造这种现象的究竟是哪些因素，每种因素占比多少。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此试图找出一种解法。

　　解法有可能在家庭，这也是青少年抑郁现象最容易被归因的地带。但无论这种归因合理与否，都有一项事实可以确定：家庭并不是问题的唯一来源，但它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空间。

　　初一休学之后不久，这一天小渺说好了要去上学，但到了早上，又反悔说不想去了。门板的外侧破出好几个口子，露出里面的泡沫填充物。

　　小渺16岁。到现在，他四年没上学了。他说，休学之前，在学校只要有老师经过，他就会忍不住紧张和颤抖。在小渺眼中，老师是规则的代表，拥有惩罚的权力。而他则经常被罚站或挨打，因为不喜欢完成作业。

　　小渺说，那曾是自己最接近复学的一段时间。门被砍破的前两天，一位校领导来家访。在那次家访中，他感觉到了很久都没有获得的承认。那位老师了解了他在读的书，还夸他拼出了很复杂的乐高积木。而两天后，那座积木被妈妈摔碎了，并且再没被重新拼起来过。

　　从那之后，小渺也再没拼过积木。他感觉“自我”也像那堆散落破碎的积木一样，很难再被拼起来了。对他来说，认可与赞赏是对那个“自我”的拼接，否定与打压是拆卸。小渺说，他感受过的更多是后者。

　　最鲜明地让他感觉到“被打碎”的时刻，发生在休学的前一天。因为没有完成作业，身为数学课代表的他在全班面前被老师罚站，用教鞭责打。小渺曾经拿过全市数学竞赛的第一名，他长期自以为是个成绩很好的人，而那一刻，他认为自己“很坏”“很差”。

　　休学能让小渺暂时摆脱对他来说充满了惩罚与评判的学校环境，但在家的日子“更糟糕”。

　　五年级第一次休学时，母亲拉着他去了市里的安定医院。他被心理检测量表检测为具有抑郁状态及阿斯伯格综合症症状。小渺觉得，医院的诊断加上父母的打压，让他确认了自己是个“有精神疾病的人”。他曾经在学校有不少朋友，但回到家中，因为这种病耻感，他基本上回避了所有的社交，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现在的样子，一个“不正常”的样子。

　　休学后的小渺觉得自己是一个“不符合标准的人”。他知道自己被期望着成为什么样的人：和所有人一样上学，成绩好，按时写作业，不会恐惧。一切期待的实现都以上学为基础，但他没法做到这件事。期望曾经被寄托于治疗，在医院开的药，因为服下后总是呕吐，没多久就停了。小渺记得，在家里，父母会向他展望这样下去的未来：“你是废物，只能考上中专然后去打工”。

　　“如果可以做自己的父亲的话，希望可以多给自己一些鼓励，多一些抱抱，告诉自己自己做得很棒，告诉自己要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告诉自己不要因外界的否定扭曲自我。”后来，小渺在一篇日记里这样写道。

　　那段时间，小渺被“困”在家里。有一整年，他被收走了手机——在他眼中唯一能让自己“和社会保持连接”的东西。当时选择复学重上六年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在那样的环境里，自己“实在待不下去了”。但后来，初一时他再次休学。

　　学校和家庭都给他一种“逃不掉”的感觉。他不知道该怎样给自己的情绪找一个出口，比如说，该向谁倾诉自己对在学校里受到的惩罚的恐惧。三年级时，班里更换了班主任。原因是一名家长因为自己的女儿被老师体罚，向上反映。他羡慕那个孩子会在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得到保护。

　　门被砸开后，他更加畏惧上学这件事情。他不知道那些积木还能不能再次被拼起来，一种疑虑很难打消：“假使积木重新拼好，还会被打碎吗？”

　　今年5月，母亲问小渺，要不要参加一个名为“周末小屋”的活动。组织方是一家位于杭州的社会企业“绿汀小屋”，为因抑郁、焦虑等精神疾病或心理困境而休学的青少年提供康复服务。“周末小屋”是这个2021年成立的机构在青少年个体和团体陪伴之外，组织家庭疗愈的第一次尝试。

　　小渺说，在这里，他第一次感觉“被一个集体所接纳”。那次活动共有十组家庭参加，很多孩子和小渺一样，已经几年没有感受过线下社交了。休学在家，不仅是学业，也是社会化的中断。在绿汀小屋，小渺在和其他同伴交流时，发现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在学校里被惩罚的经历。

　　小渺曾常常把自己想象为“一条畏畏缩缩的流浪猫”：“害怕被伤害”“见人就跑”“只敢呆在阴暗的角落”。他说，因为病耻感，后来也自己去过几次医院，但都是瞒着父母朋友一个人去的。

　　休学以后，小渺一直都想“改变自己”，比如重新回到学校，回到某种意义上的“正轨”。但一直以来耳边和脑海里回响着的“垃圾”“废物”的评判让他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改变这一切。“与其努力改变，还不如彻底接受自己是个废物”。在家里躺着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有天还撕碎了所有自己曾获得过的奖状证书。

　　小渺说，在家庭里，父母也会为曾经给他带来伤害的事情道歉——大多时候父母在他提起时才想起那些事——但这种的时刻，让他总卸不下提防。

　　和小渺的家庭一样，来到绿汀小屋的家长们，很多都是在孩子抑郁休学后才意识到问题的存在。绿汀小屋的主理人盛梦露和陪伴者们认为，并不能将问题的原因全部归结为家庭，但可以将家庭打造成为一个轻松疗愈的环境。

　　李健的孩子没跟他一起来，因为“不想见人”。他的孩子在六年级时离开了学校，到现在已经半年多。

　　李健和爱人说，在孩子“出问题”之前，他们从没想过“这种事会落在自己头上”。

　　导火索是一次期中考试失利。那阵李健忙着照顾父亲没在家，爱人告诉他，孩子情绪不好，说觉得过得没意思，甚至想死。当时李健没太在意，过了近半个月，孩子提出，不想去上学了。

　　李健承认自己习惯于“打压式教育”。他家还有位大女儿，在她身上，这种教育方式取得了成功，女儿后来考进了“985”高校。但姐姐的经历弟弟也一直看在眼里。李健说，“他可能会根据姐姐的经历推测出自己即将面对什么”。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名为“脆弱性”，个体脆弱性的强弱部分决定着个体的心理健康状态。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处在相同环境的一群孩子中间，有些孩子会在面对他人眼中“并不过分”的对待时，产生相对更高的创伤感。李健想，儿子应该是觉得自己难以承受失败带来的后果和压力。

　　李健说，他在绿汀小屋里听到最多的一个词是“不评判”。从最初的破冰开始，陪伴者们就一直在提醒着大家这一点。他们会在每场活动中提醒参与者们，没有正确与错误，也没有好与坏，任何行为与情绪，都是被允许的。“接受自己”——工作人员们把接受当作改变的第一步。“每个人身上都有‘故障’，我们的目标并不是改掉‘故障’，而是学会如何带着‘故障’生活。”一位陪伴者这样阐释。

　　从“周末小屋”离开后，小渺又参加了绿汀小屋组织的计划为期3周的长程居住式陪伴项目。在这里，每个孩子都会有一个专门的“陪伴者”。在“长期小屋”时，小渺的陪伴者叫学鉴，一个心理学专业毕业的27岁男生，会在小屋里弹吉他，以及修理下水道。在“周末小屋”的最后一天，有一位男生过来抱住他说“感谢你改变了我父亲”。

　　小渺说，在陪伴者身上，他感受到了包容、接受和承认。“第一次有人愿意倾听我的想法，还会对我作出回应。”他和学鉴说出了很多从未向别人讲述过的想法与经历。“不在乎它们是否是黑暗的。”小渺说。学鉴让他感受自己此刻的平静与曾经的痛苦，然后握紧手掌，全神贯注，挥出拳头，感受那一刻的力量与勇气。

　　李健也在尝试“走出泥淖”。他说，从孩子休学开始，夫妻俩就几乎放下了工作，生活重心就全都转移到了孩子身上，但情况却“一点不见好转”。

　　儿子每天大多数时间都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李健觉得，自己也被困住了。他说，自己很多时候情绪都在被孩子“牵着走”——虽然这并不一定是孩子想要的。孩子状态不好时，他甚至感觉自己“开心一下都是罪恶的”。

　　李健也知道，自己得转移转移注意力，可当自己和别人谈起关于孩子的话题时，他人的态度要么是“觉得父母’有问题’”，要么是一种“怜悯式的同情”。有来到绿汀小屋的家长提到，他们的家庭，会因为这种状况而被人“说闲话”。也有家长称，在孩子抑郁休学后，自己也诊断出了抑郁状态。

　　和小渺一样，李健也想要“找到同类”。活动的间歇，家长们会聚在一起分享各自的经历，“原来也有家庭和我们一样在经历这些事”。

　　他们会分享各自走过的“弯路”。有家长讲到，孩子最开始出现症状时，他们找到一家“心理咨询机构”。那里的咨询师向家长保证，在这里接受治疗三个月，孩子一定能“恢复正常”。三个月到期，家长认为孩子已经“好了”，又把他送回学校，结果遭致了抑郁的进一步严重化。小渺也接受过咨询，一周一次，一次三千元。他回忆，有一次，他们聊到手机的问题，咨询师质问他：“我都能做到下班不用手机，你凭什么不可以？”小渺称，类似这种不专业咨询师造成的创伤，他在咨询室里遇到过不止一次。

　　也有家长会在孩子“出现问题”后态度发生急转，一下子从打压变为关照。他们希望这种“补偿”能让孩子从创伤中恢复。但有人渐渐发现，这有时会使得孩子“不希望自己好起来”。因为孩子会觉得，当自己不好的时候，能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爱；但自己好起来之后爸爸妈妈就只想着让自己赶紧去上学了。

　　很多家长都很困惑于一件事：我爱我的孩子，但为什么我的爱意却换不来他的反馈？而也有孩子在讲述时表示，他们很感恩父母的关照与支持，但有时候，这些“爱意”会让他感觉到压力。在这种两难中，或许并不是“爱”本身出了问题，而仅仅是亲子之间面临着沟通的困境。

　　“落水思命，上岸思财”，李健用这话总结家长们的心态，包括他自己。但承认局限性之余，家长们确实也开始“俯下身”，尝试了解孩子们的世界。

　　小冥即将在下学期回到学校。他说，在曾经的初中里，他被同学和老师都当作“异类”。

　　小冥说，他的班主任要求学生每天写“自评”。但是，班主任唯一对他的自评有特殊要求，那就是“必须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出来”。因为有其他学生在自评里称，他在班里“总说一些令人费解的话”。

　　一开始小冥会照做。比如他会写下，他认为现在的生活里只有考试和分数，但学生们没有爱好，没有个性。他觉得这样的生活没有意义，没有价值。而这些内容，班主任通常的回应是反问他“有这个时间为什么不多背几个单词，多读几篇课文”。他说，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要一边要求我说出心里话，一边却要封锁我的想法？”

　　在孩子出现问题之前，李健更多焦虑于“成绩不好，以后考不上高中怎么办？找不到工作怎么办？”他承认，作为家长，自己在社会上受到的压力，会被传递给孩子。在他工作的部门中，三十个家庭里，有三个都出现了孩子抑郁休学的状况。回忆自己对于孩子在学习上的种种要求，他想：“作为家长，我们是真的在为了孩子好，还是更多希望通过他们实现我们的期待？”在学校和家庭都在接受压力，在这样的“双重夹击”下，“孩子怎么可能不出问题呢？”

　　他说，从绿汀小屋回到家后，他们夫妻之间总相互提醒着那句话：“理解、接纳、不评判”。他想到之前发生在儿子身上的一件事。当时不上学后的一个礼拜，孩子回去参加了一场数学考试，拿了第一名。当时，老师夸他说，一个礼拜没上课还能考满分，真是个天才。但李健说，孩子和他们分享自己的想法时说：“这次老师当着全班的面说我考了满分是天才，那下次我要是考不了一百分怎么办？”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评判，都会给人带来压力。

　　学校的大环境难以改变，李建开始更多思考“家庭能做些什么”。他觉得，家长也许不是问题的全部，但如果家庭的氛围能够让孩子在社会中遭受的压力得到缓解，成为一个“缓冲带”，那么出现问题的概率也会小很多。

　　回顾在绿汀小屋里的两段经历，小渺的感受是“重生”。第一次离开杭州那天，他在日记中写：“离开小屋后，我开始爱上这个世界”。

　　包括小渺和李健在内的数位参与者都认为，在绿汀小屋最大的收获或改变，来源于在那里感受到的，“温暖”“轻松”“不评判”的环境。主理人盛梦露说，相比于惯常的医院体系与心理咨询，像绿汀小屋这样的社会企业，其不同之处在于，相比于告诉来访者“期待的理想状况是怎样的”，这里能够让家长与孩子“亲身体验”到理想的情境模式。

　　盛梦露说，她本人就是一位焦虑抑郁的康复者。在建立绿汀小屋之前，她在前媒体人张进创办的抑郁症康复平台“渡过”接触过抑郁的青少年群体。在留学期间，她发现在欧美，支持抑郁青少年康复的服务非常全面，有基金会和学校合作的项目，有政府资助的社区中心，有医院主导的康复服务，也有商业化的康复中心。一些心理咨询师和医生们也和她讲到，这些从业者们希望能有一个空间，让孩子们能够去练习与保持，他们在治疗与心理咨询中获得的变化。她希望绿汀小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能够“承托住他们”的地方。

　　小渺在绿汀小屋参与过一个活动，叫“从身体出发的人际关系探索”。在这场活动里，他要闭上眼睛，在另一位伙伴的引领下走上三层楼梯。刚开始，他会因恐惧而偷偷睁眼，而抵达终点阁楼，睁开眼看到伙伴与陪伴者的笑，他那一刻的感受是：“原来我真的可以从外界获得力量，可以把自己交给别人。”结束“长期小屋”活动的那一天，小渺报名了一场竞赛。他说，这项竞赛曾经给过他失败与伤痛的感受，但这次他想“重新证明自己”，不再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只为了“夺回那时被异化的人生”。

　　盛梦露希望，孩子们能够通过在绿汀小屋中体验到的陪伴，给自己植入一个“相信自己”的念头。迄今为止，绿汀小屋已经服务了约130个休学青少年及其家庭。据机构上半年的一次统计，70%多的孩子在离开小屋后在情绪和社交能力上有了明显的变化，这其中有人回归了校园，也有去旅行和创业的，有的开始独居，有的搬回家重新接纳了父母，也有继续留在家里，但内心变得更稳定，也有了对未来的计划。

　　但她也同样表示，小屋只能在能力所及范围内，提供有限的支持。在理想状态中，康复是需要医院、康复机构、社区、学校一起协作的。而且，类似绿汀小屋的机构，成本投入较高，为了增加服务的可及性，面临着比较大的生存压力。

　　陪伴者学鉴则对深一度表示，在绿汀小屋之外，还有更多家庭需要关注。他曾在儿少心理科和心理干预热线工作过。在医院里，他见过很多家长在得知大概治疗费用后的沉默；在接线时，有些来电中，孩子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这个要不要收钱”。

　　小渺无疑是幸运的。他说，自己一直有着回到学校的想法，只是现在不再相信自己“无能”。最近，他在查询国外高中的信息，打算最快明年一月入学。他和小冥也一直在日日联络，讲述一些生活中的苦恼。小渺说，他仍然会对未来去哪里读书，会过哪样一种生活感到迷茫，但确定的是，他有了“探索的勇气”。这些日子，他总在不同的城市旅居。听到小冥吐槽在家中呆得烦闷时，小渺说，“那就离开家呗”。住在小城的小冥回复他，自己每个月的零花钱就一百块。

　　但至少现在，小渺和小冥两人没觉得距离会妨碍他们并肩前行。在路上，小渺仍背着绿汀小屋发放的帆布袋，那上面印着：“爱是我们牵着手，一起找答案”。

　　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他们终究需要离开小屋，回到家庭和社会中“找答案”。李健说，回家之后的这段日子里，他还是会出现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孩子的状态也时有反复。最近，李健还参加了某地精神卫生中心组织的关于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培训。但他知道，康复是一段漫长的道路，“复学”也并不是唯一的目标。“所谓的康复，不是立刻成为社会认可的’好孩子’，而是慢慢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样子。”盛梦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