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22日，32岁的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在奥斯陆市中心的首相办公室外引爆了一枚炸弹，造成8人死亡，然后前往于特岛，杀害了69人。
然而，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这样一个杀人如麻的暴力极端分子仅被判处21年有期徒刑，并且是在设施堪比五星级酒店的哈尔登监狱服刑。而他入狱后竟起诉国家，称将他单独监禁是在折磨他，一审还居然胜诉了。如今，他更是屡屡在媒体亮相，声称要从政……
2012年8月24日，挪威大屠杀案犯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抵达奥斯陆法院的法庭时面带微笑。via:
在《我们中的一个》中，和记平台记者奥斯娜·塞厄斯塔以细腻的笔触讲述了这个来自奥斯陆富裕社区的人是怎么变成欧洲最令人发指的的，他是如何凭一己之力完成一场令人震惊的屠杀的，而一个以和平与繁荣著称的国家是如何应对的。
后来庭审的日期定了。《新闻周刊》要我在2012年4月，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的诉讼案开庭时，再写一篇报道。这将仅仅是我第二篇关于挪威的文章。之前我从来没有写过自己的祖国。这是未知的领域。整个职业生涯，我都是驻外记者，一开始是在23岁的时候驻莫斯科。对于祖国我从来都不怎么感兴趣。这是我的避难所，不是一个下笔去写的地方。就在审讯预定开始之前，我从的黎波里回到家中，拿到了媒体证和法庭里的一个座位，发现自己被惊得目瞪口呆。
书中出现的大多数人都用了全名，有一些则没有提及姓氏，比如玛特和玛利亚。我觉得用名字来称呼她们更适合当时的场景，两个童年好友手拉着手，躺在小径之上。两人的全名是玛特·菲万·史密斯和玛利亚·玛格罗·约翰内森。玛特是在恋人小径上中弹的11人中唯一的幸存者。子弹没有对她的头部造成重创，只是影响了她的平衡能力，所以她不能再像从前那样跳舞了，而她最好的朋友玛利亚则死在了17岁的年纪。有关小径在屠杀开始之前和期间的场景，我的叙述便是基于玛特的回忆。
第一次提及一个人物时，我通常会写下他们的全名。有些人直到“星期五”——关于7月22日的那个章节——才在书里出现，又在遭到杀害的那一刻从叙述中消失。将这些段落寄给父母是最让人心痛的。我请所有受害人的父母读了有关其子女的段落，并请他们自行选择要不要在书里提到他们的孩子。最后，没有一位家长反对我写下孩子们遇难的瞬间。对此我非常感激。对我而言，为了后世的读者，准确描绘当天的情形非常重要。
在新闻行业，获得一手资料至关重要。这也是我对他提出采访请求的原因。请求遭拒，使我不得不基于旁人对他的评价来展开叙述。我与他的朋友、家人、同班同学、同事以及昔日的政治伙伴交谈。我阅读他写下的东西：在宣言里，在网络上，在书信中。我也留心他在庭审期间所说的话，以及随后在给媒体的信件和正式投诉信中写的内容。
但我和他之间还没有了结，最后也找到了愿意说起他的人，大多以匿名的形式。他从前的朋友和同学中，在这本书里公开姓名的寥寥无几。就好像认识他会败坏名声似的。即便如此，也还是有一些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让我了解到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在童年、青少年和成年生活当中的样子。记录他涂鸦党岁月的那一章中，我所提到的人物都给出了真实的涂鸦艺名，因而会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被人认出来。在关于进步党的那一章中，谁也没有要求匿名。我给他的两位生意伙伴和两个童年好友取了新的名字。
我获准与温彻·贝林·布雷维克见面，条件是采访结束后允许她和她的律师通读文稿。我们达成协议，假如温彻·贝林·布雷维克本人无法读完稿件，则将由律师代劳。律师就是这么做的，也同意让我使用访谈的内容。我与温彻交谈期间，托格森同样在场，我们两人也都对谈话做了记录。采访的一部分以问答的形式出现；其余部分则在有关安德斯早年生活的章节之中，用来加深读者对他童年时代的了解。
我也曾多次请求与凶手的父亲延斯·大卫·布雷维克见面，但他不愿接受采访。因而我只能写下别人向我描述的情况。直到把与他相关的文本全数寄去，我才得以开始和他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他纠正了一些他认为有误的条目，也向我提供了关于儿子的全新资料。对于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的童年，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中心的报告是极有价值的信息来源。我也和曾在那段时期对他进行过观察的专家谈了。我认为这宗个案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因而使用这些非公开报告中的资料是合情合理的。
我也大量使用了警方在本案中的审讯记录。我有几万页的问讯笔录、目击者证词和背景资料可阅读和挑选。在某些情况下，我直接引用了审讯当中的原话。这部分内容涉及在于特岛和奥斯陆警察局总部对凶手进行的讯问，以及他的母亲在7月22日被带走时所进行的讯问，既包括在警车内的，也包括当天夜里稍晚时候在警察局总部的。之所以决定使用这些公众无法获得的材料，是因为我认为让读者进一步了解这一恐怖案件至关重要，因此有充足的理由这样去做。
对于任何一份声明，记者都必须不断评估其真实程度，并将之牢记在心。就布雷维克而言，他所说的有些内容似乎相当牵强。尤其是涉及他对于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描述，他对那段生活经历与自身受欢迎程度的虚假美化，还有他关于自己是嘻哈圈国王以及进步党里冉冉升起的新星的说法。针对他关于这些人生片段的刻画，我的怀疑源自发现了大量与他企图传递的理想画面相抵触的证词。这些证词大都彼此吻合，却和他本人所叙述的事件经过相去甚远。
他说话的方式自然且不牵强；他详细说明，展开联想，认真思考自己不确定的部分，并对陈述作出相应的修改，也承认有些事情自己不记得了。复述内容，一遍遍地回答同样的问题对他似乎并不困难，而在编造谎言时，要做到这些是很不容易的。警方对他在日志中的说法和时间表进行了全面调查。迄今为止，并未发现他对于特岛的陈述有任何地方与身在现场的年轻人所提供的证词不符——包括他与旁人的交谈，他喊的话，或是屠杀发生时的具体情况。警方也曾声明，在他对袭击的准备和实施方面，他们没有发现一句赤裸裸的谎言。
不过，在布雷维克开始策划袭击的时间上却有一些分歧。凶手自称是在2002年。但无论警方还是控方都认为并没有那么早。我的职责不是猜测，而是搜寻信息。从警方的记录中，我们能知道他在什么时候登录了哪个网站，以及在站内停留了多久。我们知道在2006年搬回家中与母亲同住之后，他就一门心思地玩电脑游戏（比如说，他在新年前夜玩了17个小时）。然后渐渐从游戏转向了右翼极端分子的网站。
在“选一个世界”一章中，我只用有根据的事实描述他加入的游戏世界如何构建，以及诸如他的房间外观和他不停敲击电脑键盘之类的外部要素。我甚至推断说“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且“游戏把他吸引进去，让他平静下来”，让他对现实生活失去了兴趣。这两句引语中，前一句是基于他自己所说，后一句则来自朋友和母亲的评价。我写作的另一个根据是其他玩家提供的信息，那些认识化身成为安德斯诺迪克的他的人。
警方的数据能显示出在任意一个时刻，他在网上做些什么。也能表明开始策划恐怖行动的时间比他自己所说的要晚得多，说不定一直要推迟到2010年冬天，他最后一次被进步党拒绝，又没有从网上的偶像那里收到反馈的时候。我们所知道的是，他直到2010年春天才开始购置武器和子弹。同年晚些时候，他开始买入制造炸弹的原料。
律师盖尔·利普施塔德在7月23日接到警方电线日与布雷维克会面时的场景，均出自由其本人撰写的《我们的主张》。共济会的入会仪式来自罗格·卡什滕·奥瑟的《共济会的秘密》。卡尔·伊瓦尔·哈根的引语摘自伊丽莎白·斯卡什布·穆恩的《先知在祖国——卡尔·哈根传》。而莫妮卡·布赛和于特岛的故事则源于约尔·斯坦·穆恩和特隆德·基斯克的《于特岛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