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迫切希望有更多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但它们似乎对此兴趣不足。”近日，一位中西部地区的政府官员忍不住向《中国科学报》吐槽。
该官员认为，在“双一流”建设的大环境下，一些高校“毫不犹豫”地选择冲击“双一流”和国家大奖，要指望它们真心服务地方“着实困难”。
服务国家战略和服务区域社会经济，这件需要统筹发展的事，在不少地方成了“二选一”，且更多偏向前者，导致高校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微妙”。
如山西省，随着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的公布，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进入了“双一流”行列。但近年来，山西也成为引入东部高校办研究院等机构最主动的中西部省份之一， 如与北京大学共建碳基薄膜电子研究院、与清华大学共建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共建新材料与化工研究院等。
“靠外力”的背后原因有些无奈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山西省的人口流失排名全国第四，达79.6万人。根据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的统计数据，2021年山西省的技术成交额在31个省份中排名第26位，其中输出技术89.86亿元，吸纳技术316.04亿元。
面对碳中和目标的压力、产业转型的需求，山西省布局了14个新兴产业，但“山西高校的人才供给跟不上，学生不愿意留在山西；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能力有限，一些高校更愿意把高校排名做上去，缺乏在地方经济建设的战场上建功立业的雄心”。熟悉山西高等教育的高教界人士林洋（化名）告诉《中国科学报》，相比于当地高校供给能力不足等因素，后者更是山西省政府最终在发展重心上“舍近求远”的重要原因。
高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体现在毕业生的本地区就业比例、技术服务、智库咨询、资源共享等多个方面，但“最主要的是看毕业生的本地区就业比例、高校获得的横向课题经费数等指标”。常熟理工学院应用型院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顾永安说。
以本科生本地区就业比例为例，近年来，太原理工大学的本科生中，山西籍生源占本科总招生数的55%左右，但2020届本科毕业生的省内就业占比仅为18.6%。2021年，山西财经大学招收的山西籍本科生源占本科总招生数的63.82%，但当年留在山西的本科毕业生比例仅为30.94%。部分山西高校在公布毕业生就业数据时，仅用“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山西等地区）来模糊，对毕业生省内就业数据避而不谈。
在林洋看来，做好地方服务，一个省的“领头羊”高校要带好头，否则，如何带动省内其他高校？
“靠外力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最佳途径依然是依靠当地高校特色、优势来促进城市与区域发展。”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沈红说。
在高校群体中，和记官网服务地方最“拧巴”的还不是“双一流”高校，而是有一定实力的“双非”高校。
这些高校多为地方高校，地理位置相对优越，本应更多地为地方服务。“跳一跳”，这些高校的个别学科也许够得上一流学科，但大多数学科无法企及。为冲击“双一流”，它们可举全校之力，但高不成、低不就的定位直接影响了其服务地方的水平。
“这类高校最明显的特征是，短时间引入了大量以写SCI论文见长的研究类人员。”江苏某高校教授李想（化名）指出，但搞建筑的教师大多没有承担过规划设计项目；搞农林的教师放任成本高、技术复杂却不切生产实际的学生论文大量产出。学科排名虽然上去了，但教师所做课题和指导的学生，却暴露出“伪高大上”“假接地气”等问题。
这就导致一种现象地方政府主动向高校寻求科技帮助，校长找到各院系教师商量，教师们面面相觑，均表示难以完成。
比如，江苏常州某河流富营养化和藻类暴发，当地多家本科院校束手无策。当地政府无奈“南下”寻找到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该院科研团队科学地处理了河水问题并带来景观效应。
“选择冲击排名还是社会服务，校长心里有一个算盘，排名会影响到招生，社会服务周期长、见效慢，故而产生选择的矛盾。”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王战军说。
之所以如此，与第一轮确定“双一流”建设名单所参考的评价指标有一定关系。有学者总结了第一轮“双一流”建设的遴选标准：一流大学参考了几个世界主流高校排行榜的中国高校排名；一流学科综合考虑世界学科排名中，我国高校在全球的表现、QS等世界学科排名中的表现，以及五年内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或科技进步奖等情况。
“未来双一流建设高校漠视社会服务的情况或许会逐渐改观。”王战军说。日前，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加强应用学科与行业产业、区域发展的对接联动。“第二轮双一流建设相应评价也会增加社会服务评价指标。”
但“双一流瞄准的是国家战略，而国家战略与地方需求有不同步之处，当出现不同步时，高校是否会重视地方的迫切需求？”林洋提出这样的疑问。
指挥棒之外，王战军指出，“轻立地，重顶天”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也有关系。
北京某科研院所曾开发了一款防尘罩子，为北京的环境治理做了很大贡献，但是该院领导却觉得接地气的开发上不了台面，羞于提起。
不同地区高校的社会服务能力，也因经济社会的发展步伐不同，以及高校办学定位、理念的差异，有强弱之分。
顾永安表示，在东部一些地区，除了关注学生的在地就业比例、横向课题、培训经费等指标外，衡量高校社会服务能力的高低，更多地看是否设置以及拥有多少产业教授、科技副总，而西部高校在服务社会的理念、战略规划、能力水平、具体成效等方面都相对滞后。
曾经有一所中部地区的地方高校领导去市里谈合作，当他看见地方政府领导拿出的一张清单时，傻眼了。上面罗列着多年来政府给该校投入了多少，该校给当地培养了多少人才；该校教授、博士们为当地企业解决了多少难题、给当地智库做了多少贡献，“比高校提供的数据还精准”。
“和产学研合作中出现的问题类似，高校与地方政府由于目标不同，在社会服务职能上出现了两张皮现象高校希望从地方政府获得科研经费，却不太在意地方经济发展好坏；地方政府没有为高校提供好平台，却希望高校为其提供更多服务。”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陈劲指出。
他举例说，我国多数高校仍把服务地方经济定位为科研绩效指标，视作大学的第二职能（科学研究）而非第三职能（社会服务），并没有真正帮助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转型。
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推动国内生产总值（GDP）发展，并没有真心为高校提供更好的创新环境。比如，最好的地块不是留给高校，而是去发展房地产，把高校的新校区建在郊区，忽略了高校提升居民科学素养、扩大大学生城市视野等功能。
“同时，某些地方政府也没有很好地表达发展需求。比如，地方产业转型升级需要高校助力，但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并没有从心底对高校予以认同。”沈红说，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更多的高校找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申请成立智库，进行横向课题的投标。某些地方性企业满足现状、懒于创新，自认为不需要来自高校的贡献。
美国底特律市的发展进程可做前车之鉴。上世纪90年代，该市坚持通过整合传统的汽车制造业、大规模修建交通设施等实现经济复兴，而不像同样以传统工业崛起的匹兹堡、芝加哥等地，选择以高教振兴城市发展。伴随着城市经济陷入困境，曾经繁华的底特律经济排名跌至全美20大城市之外，成为忽视高校与城市互动的反面教材。
高校对于地方需求的“漠视”真的改变不了吗？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指出，并不是改变不了，而是需要地方政府转变观念，以及经费、资源的大量、持续性投入。
例如，山东省临沂市从土地划拨、财政支持等多方面给予临沂大学强有力的支持，使该校得到了较快发展。同时，临沂大学也通过服务地方，促进了临沂经济社会转型发展。
从2018年开始，广东推出“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工作计划，即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粤东西北高校振兴计划和特色高校提升计划。2021年，广东通过该计划安排23.1亿元支持34所公院校，让高校办好各自所属类型，满足科技发展、社会服务等多样化需求。
沈红表示，政府在政策制定上要带有倾斜性，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需求都要重视，让不同高校有不同的选择和服务能力；要改变政府部门的思维方式，在城市管理和地区经济发展上凝聚专家意见和高校智慧，“多几个专业的脑袋总比仅有几个行政脑袋要好”。
像帮小河清理垃圾、帮城市除尘这样“接地气”的社会服务虽不起眼，但于民生而言却是急需的。如何鼓励高校重视这方面的社会服务？
王战军指出，虽然在高校分类分层的建设上，“双一流”建设大学更多瞄准国家战略，地方高校更侧重社会服务，但社会服务并不是“双一流”建设大学可以漠视的事。
放眼国际范围的世界一流大学，哈佛大学的社会服务成为它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该校各学院都有社会服务中心，并把服务社区作为必修课程，计入学生的期末成绩。多年来，哈佛大学一直在加大社会服务资金的投入并开设专门机构，为师生们提供各种社区服务的机会。
苏州大学既是“双一流”建设大学，也是地方高校。多年前，在面对“顶天”还是“立地”的选择时，苏大也曾有过担忧与焦虑。该校校长熊思东告诉《中国科学报》，“当我们放弃认不认可、能不能上台面的讨论并开始行动时，会发现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教授通过综合评价也获得了相应的认可。”
“难就难在坐而论道的阶段。”熊思东说，与其讨论尚不能企及的高精尖科研，不如脚踏实地以家门口为半径开展社会服务。当高校服务完家门口的乡镇企业，就会服务到县办企业、示范企业，服务到没有可服务对象了，就可以服务国家大型企业，进而服务世界500强企业。技术革新中会逐渐产生重大的理论问题，理论问题的破解又会带来科学的创新。这时，高校服务地方需求可能已经上升为服务国家战略。
在高水平大学云集的地区并不意味着地方高校没有机会，社会服务正是很好的突破口。实际上，为硅谷输送最多创业者的高校并不是人们认知中的斯坦福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而是圣何塞州立大学、圣塔克拉拉大学等知名度相对较差的大学。它们凭借毗邻硅谷的地理优势，成为向硅谷各大科技巨头源源不断输送新生力量的“黑马”。
采访中，多位专家指出，除转变观念外，提高我国高校社会服务能力的关键在于高校的分类分层，以及“破五唯”体制机制的健全。
陈劲建议，在高校分类建设上，可分为综合型大学、行业特色大学、地方应用型大学、职业院校四类。目前，高水平大学有“双一流”建设，职业院校有“双高计划”，但于“夹心层”高校而言，并无任何国家层面的建设、计划，应鼓励“行业特色大学的一流建设、地方应用型大学的一流建设，以社会贡献度来评价它们的办学成果，而不是让它们看不到希望，一窝蜂挤向学术型研究”。
对于占我国高校半壁江山的地方应用型大学来说，顾永安认为，更应当落实好“地方性、应用型”的办学定位，打好“地方牌”，凸显“应用型”，努力形成与地方互动发展、融合发展、共生共荣的好局面。
“从事应用研究的教师，其本心是希望自己的科研成果服务社会的，需要更多的高校实行职称改革。有些美国高校设有服务教授（outreach professor），是教学序列和科研序列之外的服务序列教授岗位。尽管他们在一所高校中的占比较少，但对本校社会服务而言却不可或缺。”沈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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