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精神食粮、成长阶梯，有时片页之间便可驰骋古今、经天纬地。同志曾说，“我读的书并不多”，这是自谦。其实，孜孜不倦的读书生活伴随着同志的一生，并和他的革命生涯、思想作风及理论创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哲人有言，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与他的阅读史密不可分。同志喜欢读什么书？怎样读书？探究他的读书种类、目的、方法和原则，对于我们走进同志的内心世界，借鉴其方法以助于加强学习、提高素质、做好工作，大有裨益。
“窗几穷幽致，图书发古香。”同志生前的书房堆着的大半屋子的书，都是他曾经阅读过的。这些书籍内容涵盖天文地理、古今中外，足见他读书数量之多、涉猎范围之广、投入精力之大。
在紧张的革命年代和繁忙的和平建设时期，同志很注重抓紧点滴时间读书。在同志身边工作过的刘复之说：“他好读书，在艰苦的战争岁月，我几次在行军出发前整理文件挑子，箱子里总装几本书，有马列的书，也有小说。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本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同志常对工作人员说：要能打仗，也要补上文化这一课。
1969年11月，被下放到江西的同志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并特地附函，请有关同志如果方便就把他的书托运过来。这些托运过来的书籍陪伴了他在江西的日子。他“每日都读至深夜”。同志的女儿在讲到父亲在江西的这段读书生活时说：“在孤寂的年代，靠着读书，可以疏解寂寞，可以充实生活，可以增长知识，可以陶冶情操，可以安静心灵。父母亲都喜欢看书，在闲暇的午后，在万簌俱静的夜晚，书，陪伴着他们共度岁月。”
读书时，同志既泛读，也精读。其中看得最多、下得功夫最大、学得最透的，是马列主义的书籍。早年留学法国，和记app官网同志读了《社会主义讨论集》《宣言》《ABC》等，这些书籍是同志的“入门老师”。1926年到莫斯科后，同志立志，“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有一个相当的认识。”后来，同志一直坚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对于党员干部的学习，同志强调：“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除了理论读物，同志对中国古代史书情有独钟。在历史古籍中，他最喜欢读的是《资治通鉴》，家里买了两套。他还通读二十四史，对《后汉书》《三国志》尤其喜欢。同志出差时经常会带一两本《聊斋》、诗词一类的书，有空就翻翻。有张照片是他在视察杭州的船上，手中摊开的是一本宋词。
同志遨游于史学典籍的浩瀚大海，经常用历史的经验教训教育指导干部和群众。1952年，同志听说云南德宏抗疟力量不足，药品缺乏，便对率抗疟队到德宏帮助工作的说：“云南历史上是有名的‘瘴疠’之区，早在三国时，诸葛亮率兵南征，就有‘士卒感染瘴疠，祭泸水以消患’的记载。”他要求抗疟队“态度要坚决，措施要得力，军民配合，群防群治。”抗疟队后来成功完成了任务。同志引用的史实，记载于北宋时期的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
同志也有不喜欢看的书。他曾坦言，自己对那些八股调太重，没有新鲜思想的书籍很反感。1977年，英国作家兼电影制作者费里克斯·格林对中国的对外宣传颇有看法，建议改掉八股调很重的毛病，同志很赞同。同志看的书和他的思想一样，是言之有物、新鲜活泼的。
在人们的记忆中，同志一生似乎与诗歌无缘，不是一个诗情画意的人。但有一次，他的心中涌出诗情。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了。他和陈毅等在安徽蚌埠的总前委驻地庆祝，之后大家沿着田埂散步。看着眼前的青山碧水，联想到南京解放的喜悦，同志现场吟诵起孟浩然的《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斯景斯情，浑然一体。陈毅听后很是赞赏，当即诗兴大发，作诗一首：“旌旗南指大江边，不尽洪流涌上天。直下金陵澄六合，万方争颂换人间。”
1943年11月10日，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同志明确提出，党员干部唯有通过读书学习才能使自身素养得以提高的观点，并反复强调读书要学以致用，搞好结合。后来，他还说：“年轻人首先得读点书，不读书不行，遇到问题解答不了。”
智者阅读群书，亦阅历人生。面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艰巨任务，我们应像同志那样好读书、善读书，把读书学习作为提高本领、增长才干的必修课和持久课。
